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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法》 :見證中國經濟發展民企崛起

日期: 2019-08-26
來源: 法制周報


專家簡介

肖海軍? 中國商法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南大學法學院博士研究生導師、學術委員會主任。主要研究商法學、經濟法學、企業公司法、房地產法。


法制周報·新湖南客戶端見習記者? 楊天朗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是我國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是規范公司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有序發展而制定的法律。

我國《公司法》雖起草較晚。但自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以來,先后在1999年、2004年、2005年、2013年、2018年進行了多次修正修訂,目前已逐漸成熟。

近日,《法制周報》記者采訪了湖南大學教授肖海軍,聽他講述了《公司法》的修訂過程。


公司制的摸索與反復


肖海軍介紹,我國與西方世界的發展差距,微觀制度方面主要表現為公司制度。公司作為一種組織化的營業與生產形式,具有個體、家庭無法比擬的社會融資力與市場競爭力,也具有比國家直接經營更為顯著的規范和效益。著名制度經濟學家諾思指出,有效率的公司組織在西歐的發展“正是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所在”。我國允許民間創辦、設立公司,比西方晚了300多年。新中國成立后,1950年政務院通過《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可選擇獨資、合伙、公司等形式,其中公司又包括無限公司、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等5種形式。這是中國公司制發展的第一步。此后,在1956年至1979年長達23年時間里,由于政策原因,國家只允許國家創辦企業,公司制在中國居于停滯狀態。

1979年,全國人大通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允許中國境內企業(只有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企業)與外國企業、個人合資設立中外合資企業,中外合資企業的形式是公司。這是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允許設立公司的開始。但只允許我國企業和外國企業、個人合作,我國境內個人不能與外方合資,私人、社會、民間投資設立公司仍在法律禁止之列。

1986年通過的《民法通則》,特別是1988年6月25日國務院頒布的《私營企業暫行條例》,確認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企業的合法權益。該《條例》允許私營企業可以以個人獨資企業、合伙企業、有限責任公司的形式出現,私人、民間、社會投資設立公司在40年后再次合法化。從此,民營經濟有了正式的合法組織形式。

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從中國實際出發,站在時代的高度,深刻總結了十多年改革開放的經驗教訓,重申了深化市場改革、加速發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式提出中國應當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而為改革開放之后《公司法》頒布提供了理論、思想和輿論基礎。


《公司法》 正式頒布實施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若干問題的決定》。鑒于“現代企業按照財產構成可以有多種組織形式。國有企業實行公司制,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有益探索……公司可以有不同的類型”;明確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為《公司法》的誕生奠定了基礎。

2個月內,《公司法》于1993年12月29日由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該法共11章230條,1994年7月1日起正式施行。該法不僅將國有企業推向市場創造了制度模式,也為民營企業投資、創業提供微觀的制度平臺,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對我國國有企業改制、現代企業制度建立和民營經濟發展起了積極作用。

國家統一、社會安定、經濟穩定發展是《公司法》賴以生存、得以實施的基礎條件,“公司法直接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可以說極大地激活了民間資本的潛力、社會資本的活力和普通民眾的創造力”,肖海軍說,“正如亞當·斯密所言,只有予民自由,老百姓才能走向富裕,國家才能走向真正強大,改革開放就是解除政策和法律附加在人民身上的各種約束,個體、民間、社會有了借助公司進行投資創業的自由。如此,經濟才可搞活,國家才能強大。”


典型案例推動法律修改


《公司法》頒布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也暴露出立法粗糙、操作性不強等缺點。根據市場經濟發展需要,對其加以修改、完善,也就成為應有之義。

肖海軍說:“在1999年以來的《公司法》5次修改中,2005年和2013年兩次修改屬于大修,其中2005年的修訂幅度最大。它使公司準入設立更為自由、公司營業自治空間較前擴大、公司治理權力配置更為合理、公司權利救濟制度比較到位、公司責任司法干預明顯強化,特別是公司內部治理更加規范,使股權更為充實,強化了對股權的保護。2013年的修訂,其中取消最低法定資本限額、改注冊資本實繳制為注冊資本認繳制、奉行完全的公司設立準則主義原則,更是從理念、制度和體制上,對公司制度進行了全方位、深層次的改革。”

在《公司法》的實施中,有一些代表性的案例,如浙江縉云百貨股東大會效力糾紛案、國美電器內部控制權糾紛權、萬科股權與內部治理糾紛案等,均引起社會各界關注,對《公司法》的修改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中,浙江縉云百貨股東大會效力糾紛案影響尤為直接。

1998年底,由國有制企業轉制而來的縉云百貨股份有限公司(原縉云百貨公司)改制后,原百貨公司職工大部分按公司章程規定認定了股份,成為公司股東。2001年1月17日,百貨公司94名股東不滿公司經營和部分公司領導人所為,聯名向公司董事會遞交召開股東大會的報告,報告稱公司累計虧損已達實收股本總額的2/3,根據公司運營狀況提議董事會停止行駛一切權利,進行審計。2月25日,全體94名股東聯名向股東發出緊急通知,決定2月27日晚召開臨時股東大會,會議要求罷免公司第一屆董事、監事,選舉執行董事1名。緊急通知由麻某、方某、李某等人送到各股東手中。次日,領導小組發布公告:2月27日晚召開臨時股東大會,實到137人,含382股,占公司總股本的76.55%。經投票表決,以343股同意罷免第一屆董事會董事、監事,并在公司內部發出任免通知。

公告張貼后,原告縉云百貨第一屆董事會、監事胡某、洪某等人認為被侵犯了合法經營權,以2月27日的臨時股東大會程序不合法提出異議。此后,新、老董事會成員各自上班,雙方經主管部門協調未成,第一屆董事會、監事等人向法院提起訴訟。法院參照《公司法》和縉云百貨公司章程有關規定,認為原告胡某、洪某作為百貨公司董事會成員,有法律認定的股東會召集權,應依法予以確認。被告沒有召開股東大會的權利,即使94位股東聯名召開也應該在會議30日前通知所有股東,且董事、監事應由在職股東擔任。被告中有4位不是在職股東,故其選舉均不符合規定。

本案發生在2005年修改《公司法》之前,原《公司法》只規定股東大會由董事會負責召集和主持。而此次縉云百貨臨時股東大會是由占持股比例絕大多數的股東自行申請、召集和主持的,其結果反而被法院裁定無效。此案直接推動了2005年《公司法》修訂案有關股東(大)會召集、主持制度的改革。現在,在公司董事會、監事會均不召集、主持股東(大)會或臨時股東(大)會的情形下,有限責任公司代表十分之一以上表決權的股東、股份有限公司連續90日以上單獨或者合計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東,就可以自行召集和主持股東(大)會或臨時股東(大)會,并依法作出各種決議。

《公司法》根據我國不同時期經濟發展情況所作的修改,適應不同時期經濟發展的需要,見證并成就了改革開放后期新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崛起的微觀組織基礎,可以說是新中國對外開放、包容世界心態的制度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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