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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特定的活動有特定的法律秩序

日期: 2019-09-19
來源: 法制周報


嘉賓簡介

黃捷,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導師,湖南省法學會程序法學研究會會長,湖南省“一五”普法至“七五”普法講師團成員。1982年大學畢業開始從事教育和法律實務,1993年由河南信陽調動來湖南師范大學從事法律專業教育,多年來主要從事程序法理論、訴訟法專業的教學科研活動。

讓特定的活動有特定的法律秩序

法制周報·新湖南記者 雷昕? ?

  

“我們每個人從一出生就生活在各種各樣的程序當中,從生老病死到結婚登記,人一生的活動都受到程序的約束。程序是對應特定活動的規則系統,它能讓特定的活動有特定的秩序。重要的活動一般需要法律意義的程序,法律程序的規范調整也就可以讓該活動形成法律秩序,這是程序法治的意義。”黃捷說。

近日,《法制周報》記者專訪了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教授、湖南程序法學會會長黃捷教授,請他暢談中國程序法治七十周年建設的發展成果。


70年發展 :從虛無到清晰

我國的“程序法治”是一個蘊含在法治中國大概念之中的特定意義的法治理念。

作為中國程序法研究的先鋒,黃捷翻閱中國法治歷史的篇章,研究程序法治在中國的七十年變化,發現在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七十年歷史中,法治經歷曲折、磨難。程序法治則經歷了從無到有、到模糊,再到初步清晰的一個發展過程。

改革開放后的最近十年,是程序法治發展的較快時期,是程序法理論由狹義的訴訟法,推演到行政法領域、立法領域,并進一步推演到所有社會領域,形成廣義程序法理論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由程序法理論上升為程序法治理念的理論豐富發展過程。

從新中國宣布成立到1954年,是摧毀舊法統、創建新法制時期。當時的法治建設主要以法律制度建設為表現,程序法治沒有蹤跡。屬于有法院而無訴訟法的狀況。1950年12月,新中國第一部訴訟法草案《中華人民共和國訴訟程序試行通則(草案)》出臺,該草案集刑事訴訟程序和民事訴訟程序于一體,成為我國訴訟法制立法建設的開始。在此時和之后相當長一段時期,訴訟法被當作程序法的狹義代表。

1979年,刑事訴訟法誕生 ;1981年,《民事訴訟法》(試行)頒布,1991年正式頒布;而后行政訴訟法先行后立,填補空白,198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通過并正式頒布。在三大訴訟法逐步建設完善的基礎上,人們對于程序和程序法的認識也開始了新的發展。

1997年,黨的十五大召開,明確提出了“建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目標,我國法治在程序化意義上開始加速。黃捷強調:“法治化的本質就是程序化”。多年的理論積累和深入,我國有關程序正義和程序法的認識逐漸突破訴訟法的狹隘框架,并成為我國法治建設中引人注目的熱點問題。

除了理論界研究關注之外,國家權力機關立法和地方立法也逐步開始偏向于程序性立法和對現有法律法規中程序性問題的完善。除了訴訟法之外,有關行政程序的立法和立法研究突飛猛進,成為程序法的重要組成部分。1994年,國家賠償法頒布;1996年,行政處罰法頒布,包括后來十年間頒布通過的《行政監察法》《行政許可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律師法》等,都是針對特定社會活動的規范和調整的程序性立法。而在各個省市自治區大量的地方立法中,2008年的《湖南省行政程序規定》也是地方程序性立法的典型代表。此外,作為傳統程序法的三大訴訟法的修訂完善,也不斷推進程序法治的進步。

讓特定的活動有特定的法律秩序

程序法的作用和意義

程序法是對應實體法。實體法是直接規定社會主體權利義務為內容的法,如民法、婚姻法、刑法等。程序法是有關“活動”的法。

“我們每個人都是生活在程序當中。從出生到死亡,生活的每一步都離不開程序。程序是對應特定社會活動的。就像打撲克的規則對應特定的打牌活動,乒乓球規則對應乒乓球運動,特定的歌譜對應特定的歌曲。程序能夠使人們在特定活動中獲得秩序,而程序法就是讓特定的活動有特定的法律保護下的秩序。”黃捷介紹,“過去人們對程序法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訴訟法的狹義范圍之內。隨著社會發展,程序法已經突破訴訟法的框架,被泛化理解為所有調整人們特定社會活動的特定法律。他們的存在價值是使法治得以展示給世界以‘鮮活的軀體’和動態的形式,如拍賣法、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法、立法法等。”

“我們的活動需要秩序就需要程序,秩序如果需要得到保障,就要法律化,變成法律意義的程序。法律變成一種法律意義的程序就是程序法。”黃捷進一步舉例解釋,“如我們婚姻締結需要做婚姻登記,也是程序。因此《婚姻登記條例》也是程序法的范疇。我們辦企業,需要工商登記,也是一種特定的活動,也是一種程序。交稅、辦戶口,都涉及程序法。”

“程序法搞得不好,比如程序規則定得太松,規則之間漏洞比較大,就是牛欄關貓;程序法的規則搞得太密,一個小型的活動把規則定了幾百條,就會讓人無法適應,程序就會變成憋死鸚鵡的籠子。”黃捷比喻,美麗動聽的音樂,需要演奏者嫻熟正確的表演,亦需要作曲家譜寫精美的樂譜,演奏者的演奏表演是特定的活動,樂譜便是演奏和歌唱需要遵循的程序。程序法也有良莠之別。好的程序法可以使得相關的社會活動有序和諧,秩序井然,過程通暢,權利和權力能順利實現,受阻與扭曲的狀態能被順利救濟或矯正。壞的程序法則會導致相關社會活動無序混亂,制造不公平不和諧,法治秩序不能有效形成。

“法治國家最突出的標志一定是程序法治發達,隨著法治中國越來越接近目標,必然結果就是程序法治的地位越來越突出,越來越嚴謹高級。”黃捷認為,法治中國需要優秀的程序法作為法治生活的底色。在現有程序法內容基礎上,努力提高執法者和司法者、守法者的素養,是走向法治的重要保障。


新時代法治凸顯程序理念

黨的十八大尤其是在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全面開花。其中程序理念受到高度重視,上述《決定》內容中總共有29處提到了“程序”或“程序化”,強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

十八大以來,我國的法治建設明顯有了凸顯程序化的特征。三大訴訟法全部再次進行了重大修訂,獲得進一步完善。《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正式頒行。其他各項立法中亦突出了程序性的內容。程序法治的理論得到長足發展,人們的程序意識普遍獲得提高。黃捷預言 :“可以期待,法治中國如旭日東升,正迎面而來,我們一定會成為一個強大、民主、法治、富饒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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